作者 ：知乎用户/饱醉豚
来源：温州商报（微信公众号）
历史上的温州，比较发达的是宗教行业。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极其繁盛。
温州的寺庙、神殿、道观、教堂数量之多，也是世界罕见。即使到了现在，中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发达程度，也还是温州第一，闽南第二。
这些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提倡经商。
温州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兴盛。尤其是南宋，温州的进士数量从北宋的几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南宋又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年代，所以如果从文化传承上讲，温州更应该是一个以文化发达而闻名的地区。
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的压倒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到北大早期，教员就有十几人是温州人，陈介石、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许璇、林辛、章味三、伦明、周继善，龚寿康、高谊、林公任、黄公起、林涛等，温州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教员。
所以说温州人有经商传统，或者商业传承，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历史上温州的天然环境远远不如宁波、杭嘉湖、上海、苏南、山东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数地区。属于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穷。
1949年后，温州沦为前线，温州沿海的洞头、北麂、一江山、大陈岛之类的岛屿很长时间都是国民党占领。即使大陈岛撤退后，温州依然被认为是国军反攻大陆的最好的登陆地点：三面环山，一面环海，只要炸掉三条公路，解放军援军好几天都进不了温州，而占据海军空军优势的国民党军就可以迅速把温州变成根据地——何况蒋介石的老家宁波就在附近。
所以温州成了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到处是民兵，洞头岛上有女民兵，团中央号召共青团员去大陈岛开荒，而那些大型工业项目，市政建设，国家却不投资建设，就是准备拿温州当战场的。一些学校也迁到了杭州和内地。
当时温州医学院留着，温州当地的医学还发展得不错，据说是因为打仗可能需要很多医护人员。（所以迄今为止，温州的三甲医院仅仅少于杭州，远高于本省其他城市。）
所以，温州就只能变得很穷。
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被政府强烈打压。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政府打压。各种私营经济被打压。
温州人第一次闻到金钱的血腥味，大约是1976年，温州人到各地收购黄金白银，收购鳗鱼苗，跟日本人台湾人换走私货。最大时中国80%的走私货是从温州进来的。后来政府打压走私，东海舰队抓走私船，于是温州活动的走私犯就把走私根据地转移到闽南泉州，尤其是石狮。——温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来自泉州、莆田一代，所以温州和闽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圈，温州沿海的渔民都说闽南话。——后来，石狮的走私淘到第一桶金的走私贩子金盆洗手，改行做点别的生意，也是从温州照搬：打火机，鞋子，服装。
石狮成为走私中心、从渔村成为小城，起源是对温州沿海走私业的打击，这个事儿，正史一般不记载，你们就听听我说野史吧。
温州人的经商精神，其实起源于1976年开始的走私。当然，也许1974年、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还没成气候。走私都敢干了，还有什么生意不敢做？
所以，给温州带来勇敢商业基因的，是走私！是日本台湾的崛起、大陆的计划经济让走私成为一种暴利。正史不会告诉你温州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是走私，所以你们就到我这里听野史吧。
温州的制造业，最先发达的是介于温州和瑞安之间的塘下、莘塍一带，以及乐清柳市的电器行业。当时有一句话：走遍全天下，不如莘塍塘下。而瑞安的棚下走私场（没错，就叫这个名字）——一条河被填平后，成为各种小商品的集合点。市场的繁华导致了瑞安商城的计划——一百多亩地皮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1982年开始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中央一看，哪里的私营经济最发达？温州。温州哪个镇最典型？柳市！于是就以柳市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有一个大王逃亡失踪，到现在还不知道生死下落），短短二个月，温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数千人潜逃，大批商人关闭生意隐藏，GDP降了一半，一百多无辜的小商人被判刑坐牢。紧接着又是抓乐清抬会融资（也就是当年版本的e租宝），一批首犯被判死刑处死，大批骨干被重判坐牢。
那时候的温州，鸡飞狗跳，风声鹤唳，一片萧条，万马齐喑。风云为之含悲，草木因而变色。
这时候有人想起十几年前在温州干过的某老领导，也就是“文革”期间因为搞私有化被毛主席亲自点名批评的“浙江的二个半”之一，在义乌当领导，于是就找到此人，建议在义乌搞一个小商品市场。于是，那些在温州被追查抓捕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商贩，就在义乌搭起棚子，复制了瑞安的棚下走私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根源是1982年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种事，正史似乎都没记载，你们只能听我讲野史。
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后来是地方先斩后奏，生米成熟饭。
温州要造铁路（这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东方大港计划里一条重要铁路，只是晚了八十年），中央说政府不给钱，于是只好私人筹资，成了全国第一条私营铁路。
温州要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于是王均瑶自己承包了一些航线，成立了均瑶包机公司。
开关厂地位低，董事长在镇里办不了事，于是乐清的开关厂就请一些退休的厅级干部当党委书记或办公室主任。这样才不至于被乡镇干部欺压。
总之，温州要创业，基本上没什么好机会，这中国所有的好机会都给了北上广深。
等到温州稍微变富一点，老板们就会移民外地。所以大点的企业，大部分去外地了。
所以，现在的温州就一座留守空城。温州出来的商人，在世界各地奔波。
他们不是特别善于经商，只是生存困难。被逼去挣钱实现自己的尊严。
历史上的温州，就是一个特殊的适合人口灭绝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台风。
台风是有几条固定的路线的，而中国最大的台风，总喜欢往温州跑。
历史上的温州没有今天这么多平原。今天的温州大罗山，三垟湿地，以前是海。谢灵运当永嘉太守，经常开帆船逛海峡，所以还有个地方叫帆游。现在温州新城区的杨府山，以前是海岛。温州最大的平原是环绕大罗山的一片，这些平原以前都不存在。现在说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二千年以前平原面积只有海边的一小点，不到5%，别的都是山地海岛。
所以一到台风，海边的人民被高涨的海水冲走，山上的被山洪冲走，每次台风总能死掉不少人，而闽南是大平原，气候好，养人，又是中原达官贵人逃避战乱的主要避难所，膨胀的人口就源源不断涌入温州因为台风人口灭绝而空缺出来的耕地。如果查温州族谱，今天的温州人80%祖上来自闽南——大多数是中原逃战乱到闽南的中上层阶级的后代。那年代，能够逃难、移民的也都是有钱人，穷人基本上都是遇到战乱就是坐着等死。这些人的文化传统，还是想当官的，真愿意经商的并不多。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当年的闽南首富黄老板，也就是把豪宅捐献给和尚当开元寺的那位，算是商人，他的后裔称为紫云后代，在温州也有很大的一批人。
宋乾道二年，温州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据说温州人死了超过一半。然后就有很多闽南人来移民。当年的闽南是中原达官贵人的避乱中心，是中国人最热衷科举的地方，这些人也把科举文化带到温州，温州本来就有永嘉学派开的很多书院，在外来科举文化的带动下，读书人开始热衷功名，所以南宋的温州一跃而起成为中国进士最多的地区，甚至比泉州和莆田还多。
同时，闽南人也带来了陈十四信仰、妈祖信仰、明教信仰、杨陈二府信仰。宋朝来的闽南人移民速度慢，没有改变温州的方言，明清以后交通便利，一下子就带来很多闽南人，所以温州有近百万人会说闽南话——但是说闽北闽东话的几乎没有，因为温州和闽北、闽东虽然紧挨，文化上却是和闽南一体的。
温州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怪气息。温州人的设计师赫赫有名：风水祖师郭璞。郭璞是许逊的好友（就是那个鸡犬升天的许逊），许逊带着他侄子许迈在温州修炼，邀请郭璞来一起High（我猜想他们经常一起嗑药、交流最新发明的毒品)。听说当世第一风水大神棍来了，温州的官员们就请他规划温州建城。
作为巫师或科学家的郭璞，做事很严谨，他为了判断城应该造在江南还是江北，就到江南江北各点抽样泥土样本，烘干粉碎，测量泥土的重量，计算其密度，最后发现江南的泥土比重高，适合造城。又根据那一些小山包的位置，选了九个，安排北斗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北斗星是九颗（七现二隐），不是七颗。然后按照二十八星宿在温州城找水源挖井，再配上一些正儿八经的水利交通规划，造就了这座城。
所以自古以来，温州就是仙气缭绕（也可以说妖风阵阵）。后来摩尼教传到中土成为明教，温州和闽南就成为明教最繁盛的地段。后来一个瘸腿残疾的传教士从英国来，又有苏慧廉（就是林徽因费正清这些人的导师）到温州传教，又有传教士白累德医生到温州办白累德医院，很快把温州变成了中国基督徒最多的地方，1949年的统计，全中国的基督徒10%在温州。后来'文革'期间，宗教转入地下，无数温州基督徒到全国各地偷偷传教，所以西方人给温州一个名字叫“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的大罗山，是弘一闭关十年修律宗的所在。大罗山上还有遇安法师的楞严宗圣地伏虎寺，有千年名刹圣寿禅寺，有晋代的天柱寺，有著名的香山寺，鼎盛时期一个小小的山上就有百座寺院。即使是市区的江心寺，也是禅宗十大寺院（虽然面积很小很小），市中心的松台山上有永嘉大师玄觉（就是拄着拐杖绕慧能绕了三圈问答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那个和尚）的舍利塔院。林灵素道士的道观、坟墓至今尚在。
古代温州有大量的道教洞天福地：
华盖山、陶山、大若岩、大罗山、仙岩三皇井、乐清白溪仙磕山、
再加上以前曾归属温州的台州玉溜山、青屿山、灵墟、司马悔山、西仙源、东仙源、盖竹山、赤城山洞、委羽山洞、青田大鹤天、括苍山洞。
在其他地方并不显耀的闾山派大师陈十四娘娘（按照现在的说法，就一个大巫婆……），在温州被演化为一部温州鼓词中的《南游大传》，比格萨尔王传之类的要丰富很多，演唱只在神殿，无数道教礼仪，是周围几个乡几十村的一个盛大宗教仪式。
当初还有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也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
所以，说温州是个仙气缭绕、妖风阵阵的地方，并不为过。
所有这些，温州的传统科举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里面真的没有丝毫商业气息。
温州人的传统里，没有崇拜商人的习惯。
温州的各个宗祠，根本没有商人的地位。
温州有文天祥的祠，有东瓯王庙，有水心先生叶适的纪念馆。有刘伯温的祠堂。但是没有商人的祠堂。在广东，你会看到很多与经商挣钱有关的神：财神赵公元帅、关帝庙、招财童子，但是这些在温州并不流行，反而是文昌阁的地位更高。温州人几乎没有在家里摆关公和财神的。
瑞安的四贤祠，供的是四个人：卓敬，陈傅良，高则诚，许景衡，弘扬的是学术、廉洁、正直、建功，但是没商人富豪什么事。
温州人知道叶永烈是一个温州作家，但是不会去惦记叶永烈的父亲是一个民国年间拥有四家银行的金融大亨。
少数温州人也知道宋恕，但是没人惦记宋恕家曾拥有几千亩良田。
温州人惦记孙诒让，是因为他是学问家，是办了很多学堂的教育家，而不是因为他和张謇合伙开上海火轮公司，或者因为他兼任温州总商会会长——没错啊，孙诒让确实是商会会长。
即使是今天，温州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
比如说温州人很少知道唯品会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温州人。
也很少有人关心与马云一起创业的阿里巴巴的第二把手谢世煌是温州人。
有钱的老板那么多，谁惦记你们呢。
在温州的民间文化里，即使现在，也不是很重商。很多商人指望下一代当个公务员，或者搞学问，而不是经商发大财。
有钱人会让孩子学才艺，出国留学，却很少从小教育他如何理财投资。
所以，即使是今天，到处是温州商人的时代，温州人也没觉得一个大商人算什么伟大人物。
所以，温州真的没有什么重商的文化基因。
温州人的优势也是有的。
首先，是温州独特的方言结构。温州的语言，粗分可以分为瓯语（温州话）、闽南话、蛮话和蛮讲以及乐清北部接近台州话的大荆话。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说金乡话（戚继光军队在金乡卫留下来的，接近吴语，与温州话无法交流），蒲壮话（戚继光部队在蒲壮所留下来的话，与城外的闽南话完全不通，也与温州话没法交流）。此外还有不少畲族人，说他们畲族的畲客话，还有不少畲族人说客家话。极少数人说翁山话。
即使是占大多数的温州话，口音也完全不同。温州话的标准音，以前是以瑞安城区或城区紧挨的陶山为标准，温州鼓词、温州道情，都是以这种口音为标准的。现在也有人把温州鹿城区温州城内的话当温州话标准。虽然温州城和瑞安城只相距35公里，其实口音差距也很大，有些词汇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话里“这里，那里”，温州市区说：Lei， Buda。瑞安话说 Hao， Gao。吃饭，温州市区说Ci Va，瑞安人说Qi wo。 即使是瑞安，也是出了城没隔几公里，口音就会变。所以只要是温州人，一说话就大体可以确定你是哪个县哪个区甚至哪个乡镇的。
口音的区别度高，好处是熟人社会的极度发达。别人一听你口音，就打听你的社会关系网，每个温州人都在一张极其严密的关系网里，这就要求温州人必须谨慎经营自己在关系网中的人际关系、保持人情往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
这种关系使温州人借钱融资更容易。乡亲合作也更有信用。因为一旦失信，你的整个声誉就在整个温州人网中垮掉，再东山再起就很难。因此温州人在借钱、合作之类的方面，信誉强于其他地区。
所以在没有政府金融业支持的情况下，温州民间有无数的古老金融业，呈会，抬会，担保高利贷，都很普遍，上一代温州人几乎人人都呈过几个会，人人都借过年息10%到36%的民间贷款，稍有点积蓄的也会找各种可靠渠道放高利息的贷款。虽然无数的温州民间金融家以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坐牢、处死，依然层出不穷。
熟人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一个人有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可以拷贝跟进，这样可以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比如全国开电器和气动配件店的，温州人就很多。当年的商标印刷也，打火机业，纽扣业，以及鞋业，都是典型的例子。一个领域大了，各种配套就齐全。比如鞋业大了，就有各种鞋料市场、鞋机市场、大批的鞋业工人，就有了规模竞争力。而乐清的电器大发展，则带动了临县的黄岩路桥成为一个模具业根据地，模具业的发达又让乐清的电器更有竞争力。
大多数上一代温州人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60后70后，大多数读书到初中毕业，温州的早期的很多乡镇企业家通常只有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历。没办法，温州向来没有机会得到国家政府的好处。
温州早期的企业家是靠极度节省和勤奋积累的。即使在80年代的温州城，即使是普通工人，一个人同时打二三份工也很普遍。80年代的北京城，通常早点店要到8点才开，温州的早点店都是四点就开了。
温州从来没享受过政府给京沪广深之类城市的这些好处，也没享受过政府给穷地方的补贴。基本上是一群听天由命的人。所以温州人很认命，不埋怨政府。比如1994年17号台风，温州死亡数千人、房屋倒塌几十万间，并没有人去找政府救助，都是靠自己和亲友互助。几百公里沿海堤坝在那次台风中几乎全部摧毁，即使这种本该国家出钱的基础设施，也没有麻烦政府，村民们自己筹钱出力，很快就修好了堤坝。
温州人的熟人社会让温州人不容易背叛群体，一旦失去关系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这种捆绑式的关系，对于走私之类的活动，非常重要。所以温州可以靠走私起家，可以让沿海一些村子几乎家家户户凑钱做走私生意，甚至发生大队辑私警察被上千村民围攻捆绑起来扔在海滩上的事。
熟人社会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对外抱团，比如军队打群架。如果某个军队发生温州兵和外地人打架，可能会在短短几个小时就把附近二百公里的温州兵都聚拢过来打群架——即使并不相识，只要是老乡，先帮忙再说。
这种老乡自保关系，也发生在意大利的普拉多。普拉多是一座在经济上已经被温州人占领的城市，一大群温州小老板收购濒临破产的意大利企业，雇佣非法移民，以每周工作100小时的温州传统干活。但是很多北非穆斯林（温州人叫他们半黑，以区别于全黑的那些非洲人），习惯于在欧洲捣乱，意大利警察和法国警察同样无能，面对穆斯林的高犯罪率，温州人的做法是黑对黑、狠对狠，一方面温州人和意大利的黑手党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温州人自己组建自卫组织，暴力驱逐、威胁普拉多的一些北非穆斯林，抓到偷盗、抢劫、性骚扰的半黑穆斯林就狠狠揍。遇到鬼鬼祟祟的半黑穆斯林就去盘查。
这样的组织被意大利定义为黑社会。比如说一个叫白鹿协会的温州人巡逻队，就是被意大利警方当黑社会抓捕审查。白鹿协会的意思很明确——温州又名白鹿城。
意大利警察也经常到普拉多工厂抓捕非法移民工人。温州人建立互助微信群，一发现警察进村，立即通知大家，因此意大利警察抓到人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与意大利底层工人、意大利警察、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有一次发生冲突，几个温州人甚至冲到大街上打横幅，高呼口号：意大利人滚出普拉多！——这个确实有点过分。
温州独特的语言文化，独特的熟人关系网，在对外方面有优势。比如你在某个城市的电器店买开关电器气动元件，如果店主是温州人，你直接跟他说温州话，二话不说他就会给你底价，不会坑你。因为温州人坑温州人，会被排挤出温州人在各地的合作圈子。
温州人的抱团精神，也许不符合某些人认为的“现代社会文明”。但是这是管用的。至少，意大利警察无法对付的那些穆斯林流氓，如果没有温州人的这种抱团，是会带来很多麻烦的。
温州人在意大利的企业，从来不遵守意大利的劳动法，温州人认为：意大利人又懒又蠢。每周只愿意工作35小时的意大利人，面对每周工作一百小时的温州人，显然是毫无竞争力的。意大利政府或许可以加强劳动法，或许可以关闭这些血汗工厂，但是一旦关闭血汗工厂，税收、就业机会，都会大跌，所以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所有创业的温州人都很苦。北京人上海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温州人是含着黄连出生的。温州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堤坝、大学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而北京城，却是为了雾霾可以关闭河北几千家工厂的特权地方。北京人也不用自己集资办机场、铁路、大学、国家图书馆、奥运村、博物馆、地铁，一切都有中央政府包办。
温州没有足够土地，但是有一些人即使出门在外，还希望在家乡有房产投资。所以温州的房价曾经连续五年中国第一。后来温州房价腰斩，房价排名就成了北上深温广。
温州人爱炒房不是偶然的。当温州人发现那些公共设施比温州好几十倍的大城市房价都比温州低，自然会觉得这些房子太便宜了，不投资都无法抑制。
所以新一代的温州人，大部分都离开了温州。有些上幼儿园就随父母搬迁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有些到了小学就去大城市读书，还有一些读书到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回到温州的并不多。因为温州毕竟是一个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任何国家照顾的地方，倒是一直被各种打压——无论是五十年代的包产到户，还是八十年代的抓捕八大王、抓捕乐清抬会、整顿非法融资。
题主所说的“温州人口平均持有财产也较多”，这话或许是不正确的。因为最富裕的温州人，早在十几年以前，甚至二十年以前，就大规模迁居在一线城市。还有些因为生意，留在世界各地。但是留在温州本地的有钱人，真的不能算很多。
那些迁居在大城市的温州商人，他们只能说来自温州的商人。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上海人，根本连温州话都不会说。
更糟糕的是，在温州的小学里，竟然不许说温州话。新一代孩子，即使在温州长大，也不会说温州话。而温州大街上，外地人的比例几乎要高于本地人了。叶永烈说：一回到温州，路不认识了，问路，那些路人既不懂温州话，也不知道路。
也许再过一百年，温州话会彻底消失，包括温州其他的小众的金乡话、蒲壮话、蛮话之类全世界只有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会说的珍稀语言。
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温州文化了。那些温州人的后代，也许有不少还是阶级继承的富商，但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温州文化。正如今天的温州人，大多数只能从族谱上找到祖先来自闽南。
